手机铃声蓝莲花春节过后，一直处于忙碌状态，原定长篇创作计划未能如期完成，心中不免有些发急。那日处理完积压多日的工作，回到家有些疲惫，吃过晚饭，躺在床上看书，竟然沉沉入睡。梦中，母亲飘然而至，慈祥的目光瞅着我说：“妮儿，又上火了，你这急脾气，啥时才能改改？饭得一口一口吃，字要一个一个写，细水长流，也能成河。”母亲说着，目光转向床头的一本书微笑着问：“这是你写的新书吧？好久没听你读书了，给娘读一段听听。” 　　我刚翻开书页，电话铃声骤响，梦被惊醒，母亲音容笑貌犹在，人却没了踪影。电话是一位好友打来的，她知道我平时午夜前很少休息，想和我聊会天儿，却不知搅了我为母亲朗读的好梦。听我说话情绪不高，没聊几句就知趣地说了“晚安”。挂断电话，关闭台灯，捧书躺在床上，想接续刚才的梦境，怎奈思绪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我再也无法入眠。 　　我能走上文学创作道路，并一如既往坚持到今天，受母亲影响颇深。母亲生于民国初年，是个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，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，但睿智豁达，心灵手巧。村里女人们做嫁衣，给小孩做虎头帽子、猫头鞋、画枕头顶，剪窗花，都找母亲帮忙。母亲不仅是做针织女红的好手，也是讲民间故事的高手。在三年困难初期出生的我，上面已有三个哥三个姐，我的降生无疑是这个贫穷家庭的多余人。或许为显示自己的存在，我从小就是爱动不爱静的淘气包。上树摸鸟蛋，爬房檐掏麻雀，把狗尾巴草插在小辫子上做翎羽，挥舞高粱秆当刀枪，带领一帮小孩子去“打仗”，我总是做“女元帅”。母亲收拢我的最好办法是讲“小话儿”，不管我在外边折腾得多欢，只要母亲喊一声：“妮儿，快回来，娘给你讲‘小话儿’”。我马上乖乖回到母亲身边。 　　母亲讲的“小话儿”就是民间故事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常年有病，母亲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，不是摇着纺车纺棉花，就是飞针走线缝补衣服，要么坐在三块砖头支起的砂锅前为父亲煎药。繁琐枯燥的家务，在母亲娓娓动听的故事中变得轻松而有韵律。我不知道母亲脑子里装着多少故事，反正每次讲很少重复，那种常听常新的感觉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，也培养了我丰富的想象力。 　　我最感兴趣的是夏日晚上，我们几个小孩子到房顶上乘凉，母亲守在旁边，手摇蒲扇驱赶着蚊虫，教我们辨认天上的星星。瓦蓝的天空，繁星点点，母亲能如数家珍般叫出好多星星的名字：天王星、北斗星、牛郎星、织女星、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……还能讲出有关星星的故事，如《牛郎织女》《嫦娥奔月》，我经常在母亲的讲述中进入甜甜的梦乡。 　　这些优秀的民间故事，是千百年来民众智慧的结晶，纯朴中散发着道德气息，不仅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，什么是假恶丑，也在我幼小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种子发芽展叶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对课外书情有独钟，无论《半夜鸡叫》这样的连环画，还是长篇小说《军队的女儿》《平原枪声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苦菜花》，凡是能借到的，我会如饥似渴去读，只要囫囵吞枣看一遍，就能把书中的故事完整地讲出来。 　　夜深人静的晚上，我在煤油灯下看书，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纺棉花，羡慕的眼神瞅着我，有时忍不住问一句：“妮儿，书里都写了啥呀？给娘念一段行不？”那急切的样子，就像我小时候黏着她讲故事一样。于是为母亲朗读文学书籍成了我必备的功课。 　　我在母亲讲述的民间故事中长大，母亲在我的朗读中文学素养不断提高。我初学写作时，每写完一篇稿子，母亲都要我先给她念一遍，她听得很认真，不合理的地方会提出自己的意见。作品发表后让我再念给她听，她能准确听出哪些地方和原先不一样了，让我好好琢磨琢磨，编辑为啥要这样改。 　　听我读自己的作品，是母亲最惬意的事情。母亲记忆力超群，听一遍就能记住故事梗概，再给别人讲时会补充一句：“这是俺妮儿写的。”那种掩饰不住的自豪感溢满脸上每个皱纹。 　　我在县里工作时，只要有作品发表，会在第一时间读给母亲听。后来调到石家庄，不能经常回家了，发表了作品就寄回去，吩咐侄女为母亲朗读。侄女当时正上小学，有些字认不全，念错了，母亲会立即纠正。侄女好奇地问：“奶奶不识字，怎么知道一定会是这个字呢？”母亲呵呵笑道：“那是肯定的，你小姑是咋写的，奶奶心里清楚着呐！” 　　见过我母亲的朋友都说，母亲是不识字的文化人，语言丰富，充满智慧，要是读几年书，没准是个好作家。不识字的母亲对文学充满敬畏，她认为写作是很神圣的事，那一个个奇妙的方块字，应是打开人心结的钥匙，是劝人走阳光大道的良方，是提振人精气神儿的锣鼓。这朴素的道理，成了我文学创作上的座右铭。 　　我人生无法弥补的遗憾，是没有让母亲跟我到城市享几天福，没有带母亲看几场我写的戏，没有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我创作的电视剧。母亲一辈子没见过火车，没坐过汽车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牛奶面包鸡蛋糕”，是五十年代农民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，也是母亲的梦想。 　　我刚到省城那几年，举目无亲，也没有住房，想接母亲跟我住的愿望不能实现。等我终于分上宿舍，回去接母亲时她却犹豫了，母亲离不开操劳了一辈子的家，惦记着圈里的猪，院里的鸡，正上学的孙子孙女，还有地里的庄稼。我对母亲说，石家庄的剧场正上演我写的戏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母亲马上动了心，答应第二天跟我走。谁知一觉醒来又变了卦，说家里的事没安顿好，走了不放心，还是等收完秋再说吧。 　　秋后的一天中午，我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，说母亲住院了。我赶到县医院才知道，母亲是胃癌晚期。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把拍的片子带到省城的权威医院找专家看，结论不容置疑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母亲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每次回去，她都告诉我自己吃得饱睡得着，得这么重的病怎么会没有任何迹象呢？ 　　夜幕降临，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县医院，我掩饰着内心的悲恸，装出轻松的样子说，“没事儿，医生说是胃炎，输几天液就好了。”母亲呵呵笑了，“俺觉着也没啥大事，你们就爱大惊小怪的。妮儿，这几天俺想明白了，家里的活总忙不完，等出了院，俺就跟你走，到石家庄看几场你写的戏，娘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我的泪水险些冲出眼眶，转身拿起暖壶装作去打开水，跑进水房任凭泪水满面流淌。 　　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十七天，我日夜守护在病房，精心为母亲梳头、洗脚、剪指甲。母亲年轻时裹了脚，我把母亲弯曲变形的脚趾轻轻扳开，用热水一点点洗干净，搓上香皂轻轻按摩，我想把母亲一生的爱，倾注在点点滴滴的抚慰之中，哪怕只有十万分之一。 　　聪明的母亲很快猜到了自己的病情，我们不说破，她也装作不知道。只是变得对我格外依赖，就像我小时候黏着她讲故事一样，每天让我给她读一段书，在最痛苦难熬的日子里，听我读书成了母亲最好的镇痛剂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为母亲擦过澡，她躺在床上突然问：“妮儿，前些年你给俺念过那本外国人写的书，有几句话说得可好哩，这几天俺一直在想，咋也想不起来了。”我问是哪本书？母亲说：“就是那个一辈子受过好多苦，全身瘫痪了也不服输的人。” 　　我恍然大悟，正在被病魔吞噬的母亲，是在用我为她读过的小说激励自己。我随口背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主人公保尔的那段话，“对对对，就是这段。”母亲长长舒口气说：“娘忙忙碌碌一辈子，也没做出惊天动地的事，你爹走得早，娘一个人把你们兄妹七个拉扯大，供你们都读了几年书，也算完成了任务，去见你爹也有个交代了。” 　　我抚摸着母亲蜡黄的脸庞说：“不许说这些，你答应出院后去看我写的戏呢，不能说话不算数！”母亲淡淡微笑了一下，闭上眼睛不再说话，她心里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。 　　母亲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来，攥着我的手说：“妮儿啊，娘怕是看不上你写的戏了。娘活着，你伺候了这些日子，该花的钱花了，该尽的孝尽了，耽误了不少写作。娘死后，你不要回来烧纸，人死如灯灭，烧香化纸都是给活人看哩，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多写几篇文章哩。想娘的时候，你就冲天上的星星读一段你写的书，娘要是在天有灵，就知足了。”两天后，母亲安详地走完了她80岁的人生历程。 　　母亲去世已27年，我很少回家烧纸，但每年的清明节和母亲的忌日，我都要静心写作，我觉得母亲的灵魂在注视着我。每构思一篇作品时，总会下意识地想到母亲听了会不会高兴，这成了思维定式，几十年从未改变。深夜写作累了，我喜欢走上阳台，仰望夜空，活动着僵硬的脖颈，寻找天上那颗亮晶晶的星星。母亲说过，人生在世多做善事，百年之后会变成天上一颗星星。母亲一辈子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肯定是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。 　　夜已经很深了，我站在阳台，目光在浩瀚的夜空巡视。现在城市的夜空不像我童年的农村，再也没有繁星满天的夜景了，我找了好久，终于看到一颗最亮的星星，那星星似在和我对视，冲我微笑，那就是母亲吗？我拿起新书，轻声为天堂的母亲朗读。 　　（燕赵都市报 文：周喜俊，作家，现居石家庄） 　　手机铃声歌曲金莲的爱